有效的知识

朱锡庆

所谓理性行为，其实是基于有效知识或信息而作出的选择。

股市中有所谓羊群行为(herd behavior)，即投资人的选择完全依赖于舆论(随大流)，或者说投资人的选择是对大众行为的模仿，而不是基于自己所挖掘的信息。羊群行为被认为是一种非理性的行为，我却不以为然。

股市中的羊群行为只是社会上诸多从众现象中的一种。一位跑长途货运的司机朋友告诉我，他们行车途中选择餐馆的方法是：在沿途多如牛毛的餐馆中，看哪一家餐馆门前停的车多。这也是一种典型的从众现象，然而司机通过观察沿途餐馆门前停车数量的多少来选择就餐，却无疑是一种理性行为。为什么呢？

要获得一家餐馆的饭菜味道如何、服务怎样、价格合不合算等信息，是要付出代价的。长途货运司机如果能事先准确地掌握这些信息，然后再选择就餐的餐馆，与通过观察餐馆门前停车数量的多少来选择餐馆相比，当然是前者的收益大(饭菜更合自己的口味，价格甚至更便宜)。不过考虑到获取信息的费用，先掌握这些信息再来选择餐馆，所带来的收益不足以补偿获取这些信息的费用。

一个人的决策(或者说选择)所面临的机会集(opportunity set)，是他或她拥有的知识(或信息)的函数。也就是说，知识在决策中是有价值的，拥有更多和更准确的信息，当然比不拥有信息可以作出更有效的选择。问题是获取知识的代价极其昂贵，因此人们总是选择这样的知识或信息，它在决策中产生的价值要超过获取成本。这一类知识才是有效的知识(effective knowledge)。所谓理性行为，其实是基于有效知识或信息而作出的选择。

在可获取的信息中，为什么司机依据餐馆门前停车数量的多少这类信息来作选择呢?餐馆门前的停车数量，只是一个有关饭菜味道、服务质量和价格的间接又不甚准确的传递信号，当然不如通过某种途径去直接获得上述信息那样准确。对决策人而言，前一类信息在决策中的价值当然不如后一类信息大。问题是，获取后一类信息的成本过大，甚至超过信息在决策中产生的价值，从而导致后一类信息是无效信息。前一类信息虽然在决策中的价值相对较小，但获得信息的成本小于它在决策中产生的价值，从而成为人们决策所采用的信息。人们据以作出决策的知识只是可获知识中的有效知识。

不过，由此而来的一个问题是，怎样知道在可获取的知识中哪些是有效知识呢?比如说，在选择之前，决策人怎么知道餐馆门前停车数量所传递的信号在决策中产生的价值大于获取它的成本，而通过某种途径去直接了解一家餐馆的饭菜味道、服务质量和价格等信息，在决策中产生的价值要小于获取这些信息的成本呢?这是理性选择理论悬而未决的问题，并因此而为人所诟病。

让我们假定决策人拥有这样一种特殊的知识，它的特殊性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这是一种关于知识的知识，它使决策人知道各种可获知识在决策中的价值和获取它们的成本。第二，这种关于知识的知识本身是没有获取成本的。那么凭借这种知识，决策人就可以确定可获知识中的有效知识。决策人事实上是否拥有这样一种特殊知识呢?回答是肯定的。这种知识是以往所作决策的一个副产品，即在以往的决策中所积累的经验知识。长期跑长途货运的司机，哪怕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凭了经验就知道，餐馆门前的停车数量是他选择餐馆的有效信息。

社会心理学的可控实验证实，当“客观现实”很模糊时，大众的行为就成为信息源，或者说大众的行为提供了一个人应如何行动的信息。不过社会心理学没有解释，在有多个信息源的情况下，为什么人们的选择是基于大众行为传递的信息，而不是基于其他可获信息呢?只有比较了各种可获信息在决策中的价值和获取成本后，才能确定有效信息。

在某一种环境(或者一组约束条件)下，大众行为所传递的如何行动的信息是各种可获信息中的有效信息，从而成为人们决策所依据的信息。因此我们就看到了各种从众现象。

回到本文开头所讨论的羊群行为。股票投资选择至少有4类可获信息：第一，从行情记录中获取如何行动的信息(技术分析)；第二，从上市公司的财务记录中获取如何行动的信息(基本面分析)；第三，依据历史资料估算β值(即无法通过多样化消除的系统风险)获取如何行动的信息(CAPM)；第四，大众行动传递的如何行动的信息。对于非专业的投资人来说，前3类可获信息在决策中的价值小于获取成本，只有第四类可获信息是有效信息，于是就产生了股票市场的羊群行为。羊群行为其实也是理性行为。要求非专业投资者像专业投资者那样依据自己的分析进行选择，否则就视为不理性，那是因为不明白非专业投资者和专业投资者在知识获取成本上的差别。

本文原载于IT经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