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份由于「两千年世界信息科技大会」（WCIT）在台召开，世界主要信息领袖纷纷来台，对网络带动的信息时代，勾勒灿烂的前景。6月5 日美国商务部公布第三份「信息科技革命及其对经济影响」的年度报告（Digital Economy 2000），明确表示信息科技产业已成为美国经济最主要的动力。美国商务部长戴利在这份98页的报告中清楚的宣示：「数字经济的时代已经来临。」距离前一份报告不过26个月的光景，「崛起的数位经济」的「崛起」（emerging）一字已经走入历史。

而在台湾的科技大会场外，也有一群蓝领阶层的工会代表高举标语，抗议科技霸权，拒绝「新经济」加速「新失业」。特别是高年龄、低学历、低技术的劳工，跟不上这波高科技时代的竞争效率，又缺乏有效的在职训练，面临资遣、裁员威胁，将成为「网络新贫」，与场内众星云集的「网络新贵」恰成痛苦的对比。

台湾该如何加速知识经济列车？

事实上，虽然信息科技已经普及全球许多地区，但美国经济因其受惠的程度，却大幅领先其它国家，基本的原因是美国的工商经营环境鼓励自由竞争，法规与金融体制游戏规则清楚，使具有冒险犯难精神的企业勇于创新，追求「美国梦」的同时，因努力工作而带动了经济的成长。所以MIT教授梭罗（Lester Thurow）在6月13日于台北的一场演讲中表示：「过去五年台湾虽然是亚洲地区表现最好的经济体，既没有日本的长期经济衰退，也未受亚洲金融风暴太大的影响。但为什么台湾平均国民所得只有美、日等国的一半呢？就是因为知识经济列车是搭上了，但开得不够快。」信息科技带来的新经济固然有诱人的「钱景」，但也是企业的革命和挑战，唯有善用知识、创造价值的企业，才能成为这一波「知识经济」的主角。台湾将往何处去？答案已经很清楚，首先「政府需要营造一个让技术、教育和创意能够生存的社会组织，在所得重分配上加强教育资源，使所得不高的穷人子女有在知识经济时代成功的机会。」（以上系梭罗教授之意见）其次，企业必须善用数字科技，迅速进行体质转型，成为「知识管理」的组织（以上为信息领袖们的共同意见）。 其实人类文明演进的历史也正是人类「知识管理」的历史，万物之灵借着经验与思考的交互作用发展具体的知识，形成今日的文明。为什么要在知识经济时代特别强调「知识管理」呢？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这个问题可以从两个方面来思考－外部的竞争环境与内部的组织环境。 「知识管理」的

「知识管理」的两面思考

在外部的竞争环境方面，由于数字网络惊人的速度（speed）与联结（connectivity），使得市场（意指消费者和一般大众）的知识周期迅速缩短，换言之，顾客的知识共享（Knowledge Sharing）迫使企业的知识周期必须缩短。数字科技虽然降低了公司的营运成本，数字网络也同时降低了「市场」的交易成本，迫使公司唯有不断的缩小规模方能生存，亦即所谓的「公司递减定律」（Law of Diminishing Firms）。既然组织的规模必须缩小，唯有利用「知识」的杠杆作用，才能创造更多的价值，所以「知识」是企业维持外部竞争力的关键。

在内部的组织环境方面，第三波的知识经济和第二波的工业经济最大的不同，就是工业经济时代的知识和决策是属于少数领导阶层的特权，各部门员工虽拥有不同的技术与知识，但是鲜少交流与分享，本质上是「信息即权力」（Information is power.）的组织。换言之，员工的「知识共享」将迫使管理菁英们交出知识的专利，成为「知识导向」的新组织，而非「官大学问大」的旧保守组织。

因此，知识管理的意义来自于「知识共享」，让「知识共享」成为重要组织文化和社会文化。组织成员必须先有信任，才愿意共享知识，也才能分享知识创造的价值。社会成员必须先有尊重，才愿意贡献知识，也才能分享因知识而提升的生活。「知识管理」虽然可以为企业带来成功，但是知识不应该只为经济而存在。知识管理虽然可以为国家提升竞争力，但是社会福祉不该只有财富。我认为「知识管理」的最终目标是「知识之前，人人平等」，「知识共享」目的是「知识即责任」（Knowledge is responsibility.），知识管理对企业而言为「提升组织共享知识的能力，以便善用知识，创造企业的价值与利润」，对社会而言为「促进社会共享知识的能力，以便消弭特权，达成社会的平等与正义」。

唯有回归到人性的尊重与人文的思维，信息科技带动的知识经济才不会造成更大的数字落差与机会的不平等。知识共享带动的知识管理也不会造成更大的利益垄断与贫富的差距。寄语会场外抗议的蓝领阶层们，在现今这个已经不平等的世界里，最大的输家不是力争上游的弱势者，而是坐以待毙的旁观者。

来源：台湾-知識管理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