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的成功激发了中国政府要“有所作为”的决心，中国即将会出台政策鼓励本土知识产权技术的发展。中国的力量源自于政府，当政府决定“有所作为”的时候，一般就会采取官僚政治的解决方式，如对目标行业和领域采取减免税收的方法。但这未必是最有效的。知识产权创造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缺位，其主要问题不在税收。

中国政府看上去正在推进本土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外国资本、廉价劳动力主导的出口贸易以及政府实施的固定投资建设，在过去25年间，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推动力。虽然中国有庞大的消费市场和科技产业，但已经被外国品牌所主导，中国的科技创新也多依靠外国技术,至今没有产生具有竞争力的国产品牌和核心技术。

韩国在过去的5年成功地从依靠成本和数量引领的经济转变为依靠品牌和技术引领的经济，激发了中国仿而效之的愿望。中国政府打算在2006年出台一些具实质性意义的政策，推动本土知识产权的保护工作。虽然目的是好的，但这些官方政策能否达到预期效果，还不好说。

税收激励、制订标准、政府采购，都是办法。但是，在今天的中国，“赚快钱”的流行心态，是阻碍国产消费品牌和专利技术发展的最主要障碍。政府对市场压倒一切的控制力，是驱动中国商人追求短期利润的主要因素。我认为，推进国产技术和品牌发展的最好政策，是减少政府的干预，强化市场的作用。

中国发展模式的限制

中国式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过去20多年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数量庞大的廉价劳动力主导出口贸易；中国官僚机构强大的资源调动能力。中国人的年均收入平均每年增长8.1%。虽然取得了这些成功，但中国的政策制定人仍然感到普遍的焦虑。三重因素带来了这种焦虑—

首先，生产能力过剩（尤其是基础设施）的情况已经很明显了。政府调动资源进行大型项目建设所带来的经济利益有限，而且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会导致更大的浪费以及最终的经济增长放缓。

其次，中国出口对目前高经济增长率贡献的比例过大。1980年到2005年，中国出口额增长了41倍，平均每年递增16％。算算数字就会知道，中国未来的10～25年，不可能维持或者重现这种情况。如果中国的出口高增长量继续，10年后，中国的出口将比欧洲、日本和美国加起来的总和都多。我认为，未来10年中国的出口增长率将从现在的16％降至6～8％。国内需求将在中国维持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第三，数量型经济模式已经引发了大量环境污染和自然资源退化问题。80％的中国水源都被污染，这将导致严重的公共健康危机。中国每年消耗21亿吨煤炭，如果增长趋势继续，10年内煤炭的消耗量将翻两番。中国说自己消耗了煤炭储量的12.6%，但是根据BP Energy的说法，中国实际已经消耗了1/3的煤炭资源。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40年后中国就无煤可挖了。

中国的政策制订者对维持经济增长忧心忡忡。政府在上一个五年计划中曾试图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但成效并不明显。即将于2006年3月公布的下一个五年计划，估计还会以此为目标。而我关心的是，这些政策能否触及问题的根本—政府在市场中扮演的角色。只要官僚政治主导和干预市场的情形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就很难改变。

如何应对韩国挑战

韩国经济转型的成功刺激了中国的官僚们。他们认为韩国跟中国的情况相似，价值观也相似，但是韩国转型成功了。仅仅5年以前，韩国还是一个典型依靠低劳动力成本维持的东亚经济体。今天，韩国已经发展出具有世界竞争力的品牌和商品。

实际上，中国市场对于韩国的经济转型发挥了作用。中国刺激了韩国去发展高附加值的产业。而韩国的成功也激发了中国政府的决心，决心要“有所作为”。中国即将会出台政策鼓励本土知识产权技术的发展。中国的力量源自于政府，当政府决定“有所作为”的时候，一般就会采取官僚政治的解决方式。对目标行业和领域采取减免税收的方法是最可能的办法。目前中国税收财政空前增长，在这方面稍微慷慨一些未尝不可。但是这种办法未必是最有效的。知识产权创造在中国经济增长中缺位，其主要问题不在税收。

削弱政府的主导作用

中国私企不发达以及知识创新能力微弱的背后是官僚机构对市场压倒性的控制力。政府权力，而不是市场规则，主导了中国的经济。即便有了规则，也会被政府武断地改变。在这样的环境里，制订长远的商业计划变得毫无意义。“赚快钱”的心理主导了中国社会，尤其是商业领域。来钱容易是一个因素，但最关键的还是政府的专断力量。因此，私人企业不愿意做长期商业计划，因为他们担心自己利益会因规则的改变而被拿走或削弱。他们关心的是短期投机。其次，与强势的政府机构搞好关系常常会成为私营企业的商业战略的核心问题。与政府一起合作，可以在短期内获得利益。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私营企业都直接或间接地依靠政府的原因。

世界级的企业是在市场中竞争产生的获胜者。被政府（而不是市场）挑选出来的获胜者，几乎没可能成为世界级企业。我认为，中国政府应该认可那些从市场规则中竞争获胜的企业，政府的主要工作是完善和保证公平竞争的环境。

校园里的“赚快钱”心态

科技创新有两种模式。1、日本模式，基于大公司的研发投入；2、美国模式，研究型大学把创意变成商品。这两个模式都很成功。中国可以两个都借鉴。但是，家族或政府控制的企业（在大陆、台湾、香港和东南亚企业中很常见）不大合适日本模式。政府主导的企业经常会浪费研发经费，家族控制的企业一般在研发上舍不得花钱。

我认为中国需要一些研究型大学来进行科技创新。但是很不幸，中国的大学现在都想着怎么靠自己的招牌赚钱，荒废了教学和研究工作。这是整个社会“赚快钱”心理的一部分，大学亟须改变这种态度。

首先，中国应该要求大学对教育和研究工作更多重视，而不是整天想着怎么赚钱。大学教授的兼职行为应该被严格控制。教授不能以牺牲教学和科研为代价，整天想着怎么为自己和学校挣钱。其次，中国应该借鉴美国的研发体制。美国大学的大多数研究资金源于与政府相关的组织如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美国健康研究院以及美国国防部。像互联网和基因技术都是通过这些部门的资助完成的。建立研究型大学对本土技术的发展和保护非常关键。这在全球有许多成功的先例。中国政府做这件事之前，首先还是要根除校园流行的“赚快钱”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