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8日召开的国家知识产权战略座谈会上，著名经济学家胡鞍钢认为：“未来的发展我们必须明确知识发展是优先战略。”他以独特的视角阐明我国未来的经济增长将从资本驱动转向知识驱动，其内需的强烈与紧迫甚于外压。
 
　　资本驱动的增长在递减

　　胡鞍钢说：“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知识与中国发展的关系。我带的博士生有论文精彩地解释为什么中国在过去20多年增长这么快，他首次引进了制度变量和知识变量，结论比较清楚。”

　　从增长来源看，第一最大来源是资本，它的贡献率大体为50%，这表明中国还处在资本驱动阶段；第二是制度变量，即市场化进程的提高，对增长的贡献大约34%；第三是知识的积累，贡献指数不到20%。

　　“这里就提出一个问题，中国今后还能够高增长吗？靠什么增长？我想我们不可能持续靠资本，实际上中国资本特别是国内投资率都是相当高的，它正在递减；靠制度变迁吗？从计划向市场转轨期的变化作用也在递减；现在能指望的递增因素就是知识了。”胡鞍钢下此结论。

　　瓶颈是知识资源短缺

　　胡鞍钢提供了一组数据，可总体洞悉中国的知识国情。

　　计算整个综合国力，有八大类资源指标，知识资源是一大块，知识资源里头包括比如说专利、标准、科学发明能力、还有利用英特网获取全球信息知识的能力5项重要数据，这能算出未来的增长潜力。胡鞍钢说，这样算下来，发现中国上世纪80年代的知识资源大体占世界总量的0.8%，2003年上升到3%。美国为什么富？就是因为它的知识资源丰富，占到世界总量的34.5%。我们现在硬件投资过高，效益低下，今年我们的水泥生产将达到9亿吨，相当于美国的9倍，但我们拥有的专利跟美国却不在一个数量级上，知识水平低下。

　　他说，这解释了中国在未来20年它的基本发展思路和发展路径，就是要从资本驱动转向技术驱动以及创新驱动。“未来的发展我们必须明确知识发展是优先战略，要从传统发展观转向新的发展观，要进一步讨论我们现在该如何追赶知识”。

　　中国的人力资本占世界总量24%，是美国的三倍多，但我们的知识资源成为我们最大的发展瓶颈。这就是现实。

　　要高度关注知识安全

　　“在知识追赶中，我们要面对一个新问题，就是我们称之为知识安全问题或者知识不安全问题。”胡鞍钢认为，在向知识经济迈进中，这是必须得到高度重视的问题。

　　他说，知识安全分成宏观安全和微观安全两个层次。宏观知识安全的核心是减少对国家的威胁，即在未来时期，知识竞争表面上看是知识促进经济增长了，但本质地看，通过知识竞争应该提高全民的知识水平，必须在高技术领域占有一席之地。

　　另一层次是微观知识安全，主要是出现新的知识贫困。胡鞍钢等人通过大量研究发现，不同地区、城乡间的人力资本利用知识的能力不一样，新技术的发展在加剧着人与人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的知识贫困。我们不能只减低收入贫困，更主要是消减知识贫困。知识产权战略应该是向13亿人普及相关知识、信息的战略，它向知识贫困宣战。

　　“知识产权战略别搞成是少数知识精英的战略，中长期战略规划别到最后是几个知识精英战略，我们要注重它的外部性，就是知识的产生形成扩散应当使所有人收益。”胡鞍钢强调，这是制定我国知识产权战略应有的思路。

　　新闻背景链接

　　目前，发达国家在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新材料等关键技术领域所拥有的专利数量，大约占全球同类专利总量的90%左右；在战略性科技前沿领域和对经济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领域中所拥有专利的数量和质量，占有绝对优势。这种优势，在其经贸活动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通过知识产权的创造、管理、实施和保护，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成为西方企业集团和跨国公司利润快速增长的主要源泉。发达国家政府采取多种形式，包括通过政治的、外交的、经济的手段，促使发展中国家更加有效地保护其知识产权，以提高其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技术贸易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来获取高额利润。

　　近年来，美国、日本和欧盟等发达国家都在抓紧收集中国企业侵犯其知识产权的情况，研究、评价中国的知识产权法律、法规和知识产权保护状况，不断提出相关要求。

　　知识产权保护已日益成为跨国公司争夺国际市场份额的重要手段、挤压竞争对手的重要战略和策略。近年来，国外企业和跨国公司更加重视对华知识产权战略的实施。主要表现在：

　　跨国公司的知识产权管理更加制度化、体系化---

　　世界500强的跨国公司中，已进入中国的大约有400家，大多数都成立了知识产权管理部门。通过这一机构来有效地管理他们在中国境内的知识产权事务。

　　实施在华知识产权战略的视野放长，更加有针对性、更加策略地实施知识产权先行战略---

　　跨国公司在过去的10多年里，向中国申请的专利多数是现在迅猛发展的一些产业的核心技术，其战略布局相当超前。

　　实施有效的专利申请策略---

　　跨国公司在华申请专利时，既注重扩大权利要求，又注重挤压我国的创新空间，以建立和巩固其知识产权的优势地位。

　　跨国公司原来是各自向中国企业提出权利要求，现在开始出现联合起来、共同提出诉求；并往往由政府出面交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