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经济”的概念，可追溯到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1973年出版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书中提出，以知识和信息为基础的“服务业”正超过传统的工业，成为美国经济的主要部门。1980年，美国作家托夫勒将“后工业社会”理论通俗化，出版了《第三次浪潮》，即时成为最佳畅销书。

人类社会发展中早已存在

　　其实，“知识经济”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已存在。例如古代的谋士专门靠为人出主意为生。其他如建筑师、律师、会计师等职业也有很悠久的历史，它们也可算是“知识经济”的资深会员了。但是一直以来，这些都没有成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主流，人类社会长期以农业经济和工业经济为主导。

　　无论贝尔还是托夫勒的定义都还基本停留在“概念定义”的层次上，力图寻找新的概念来刻画新的正在形成中的现实，并赋予新的生活经验（如灵活就业）的意义。他们没有对新的经济形成的制度基础作出内容完整的说明。

　　九十年代以来，以网际网络等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同时，旨在发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企业再造”（Enterpriserestructuring）运动方兴未艾。这就提出了探索“知识经济”的制度基础的迫切要求。1996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出版《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系列报告，明确指出，作为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相并列的经济形态，“知识经济”对于“什么是企业”、“什么是企业边界”和“什么是产权”等重大制度问题的传统答案，均提出了挑战。

　　1993年，美国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出版了一本引人注目的书——《后资本主义社会》（Post-capitalistSociety）（美国93年最佳畅销书）。德鲁克认为，“知识社会”本质上是“后资本主义社会”，因为正是知识的运用者和制造者，而不是传统的“资本家”的投资，才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早在1957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索洛（Robert Solow），就发现资本投资对美国生产率增长的贡献只有八分之一。索洛后来获得198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和他的强调知识与技术进步的经济增长理论大有关系。

将使世界趋向大同

　　“知识经济”的核心原则是：人类创造力的发挥乃经济增长的根本源泉。“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提出了社会制度持续创新的要求。新的制度应该有利于使每个人的创造力得以自由发展。有人认为这种社会即是“后资本主义社会” ，又是“后社会主义社会”，因为二十世纪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实际上均以“资本”、“资金”为轴心。看来“知识经济”发展可以使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消失，世界趋向大同。

　　大多数乐观者认为“知识经济”让人类回到了康德哲学中“人是目的”的最高原则，“知识经济”将使人类经济摆脱能源和原材料的限制，是21世纪的希望所在。但我认为也不能忽视知识经济为整个社会带来的冲击和变革。

　　“知识经济”的游戏则将和以往社会大不相同，那些预见并抓住机遇的人就像当年开发美国西部的人一样已经掘得了“知识经济”的第一桶金，而迟钝者将被远远抛在后头。我们已经看到比尔·盖茨的个人财富呈指数增长，而许多年轻人通过网络赚得大钱。新加坡政府也在大力鼓励和支持国人在高科技和知识经济领域创业和创新。

　　哈佛商学院著名教授约翰·科特（John P Kotter）在其《新规则》（New Rules）一书中介绍了一项进行了数十年的跟踪调查研究，得出了在后工业化社会取得成功的一些规则。书中指出，在过去10年或20年中，影响商业和管理成功的许多因素，在许多方面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现在的人已不能再依靠惯性，因为因循本世纪大多数成功者走过的道路已不能保证成功；经济全球化使一切都在快速变化，这既提供了大量的机会，同样也带来了巨大的风险。简单地说，谁利用了机会，谁的事业就兴旺发达，谁陷入风险，谁就失败。

提高人的素质最重要

　　今天在商业和管理方面成功的大多数人，他们的事业道路已不像二十世纪中期那样平直，而是更加不平稳，更加地充满活力。他们离开大型和官僚主义化的公司，更多地与小企业联系起来，在咨询和其他服务方面，从外部帮助大型的企业。不仅仅是在管理方法方面，同时也在领导力和财务方面为大企业服务，必须善于决断，能够领导以帮助组织成为胜者。

　　成功地利用这些新战略给人们提出了更高的标准。它要求人们充满自信，提高竞争动力。因为高标准和强烈的取胜愿望在今天和未来都显得特别重要；决不要停止发展，终生学习对于职业的成功显得愈来愈重要。在今天和未来的经济环境中，如果害怕竞争、追求安全、希望稳定，那么就可能被滚滚向前的经济浪潮淹没。

　　这些结论对于人们如何设计自己的事业道路，对于大、小企业的经营，以及各个层次的教育，都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可以说，在知识经济中，提高人的素质是最基本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