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管理中最重要的两类知识，即显性知识与隐性知识。

     波兰尼在《人的研究》（1958年）一书中提出，人类有两种知识。通常所说的知识用书面文字或地图、数学公式来表达，即显性知识；而另一种知识不能系统表述，例如人们有关自己行为的某种知识，即隐性知识。波兰尼举例说，我们可以认识一个人的脸，并在成千上万张脸中辨认出这张脸，但说不出如何认出这张脸。如果非说不可的话，那也是含糊其辞。这种知识不仅存在于日常生活中，也存在于理性化的科学研究中。

　　隐性知识因其不可言传性而带有神秘色彩，但知识的本质是去除神秘的，这似乎构成了矛盾。为了阐明隐性知识的结构，波兰尼提出了著名的两种意识，即辅助意识和焦点意识，或者叫辅助觉知与焦点觉知。心理行为也有相同的两种意识：线索是辅助意识，目标和问题解决的步骤是焦点意识。在认知行为中，线索被使用，但不被观察到。同样，工具作为我们身体的扩展被使用，在用的过程中也不被观察到。从辅助意识到焦点意识，构成认识的全过程。二者既相互排斥，又相互补充。人们在整个过程中只意识到对象的存在，不能明确意识到对象背后的材料或线索的存在；当人们将注意力转向原先的辅助材料时，原先的焦点意识就不存在了。同时，如果没有某一目标，没有焦点意识，那么，说隐性知识就没意义了。

　　隐性认知有多个层面，其中之一是功能实现层面，即隐性知识存在是为实现一定功能。隐性知识处于结构层面，不能显性化；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一起，共同实现功能。为实现某一目标和功能，需提升隐性知识的功能，这就涉及隐性知识转化的问题。

　　知识是达到某种目标的手段，在波兰尼看来，隐性知识之所以不可言传，是因为人们不去注意它。当人注意到它时，原先的焦点意识就模糊了，即目标失去了。如果要专注于目标，总有一部分达到目标的手段是模糊不清的。关于波兰尼隐性知识的不可言传性有不同争论，挪威哲学家格里门（H.Grimen）坚持隐性知识的不可言传性，把这种隐性知识称为“强的隐性知识”，与可转化为显性知识的隐性知识区别开来。格里门坚信，存在强的隐性知识，比如说，对感觉性质的知识、对格式塔的同一性（如面相、表情）的知识、对构成一个行动的各个步骤的先后秩序的知识（即所谓的“行动的舞蹈编排”的知识）等，都难以用语言来充分表达。这并不意味着语言是不必要的，而是语言对于获取和传达这些知识而言是不充分的。认识者若缺乏第一手的经验，仅靠语言文字的描述无法获得知识。

　　波兰尼说：“隐性知识是自足的，而明确知识则必须依赖于被默会地理解和运用。因此，所有知识不是隐性知识就是根植于隐性知识。一种完全明确的知识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可以从功能结构意义上重新审视这一问题。从实现一定功能来说，隐性知识和显性知识一样，它们同时起作用。由于功能实现过程的多维复杂，在这个过程中，显性知识参与其中。但功能实现远不是显性知识可以单独完成的，因为显性知识只是功能实现过程中的结构表达，而在结构与功能之间存在着逻辑鸿沟。

　　就实现目标和功能而言，隐性知识的转化有两种途径，即隐性知识在主体间的转化和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二者都可以更好地实现目标和功能。

　　隐性知识在主体间的转化，可以在个体及群体类别下分别考察。隐性知识在不同个体之间的转化，是指个人身体不断参与并熟练某一功能实现过程，如传统的很多技艺精进过程。隐性知识在个体间转化需要有两个坐标：功能实现和已有的显性知识。被转化的个体不断模仿熟练者的动作，学习熟练者已掌握的知识，模仿其生活等。这个过程是个体功能域值不断重合，以及个体学习显性知识的过程，这两个过程完成之后，隐性知识才能在个体间成功转化。传统的师傅带徒弟的方式就是如此。

　　不同群体间的隐性知识转化，与个体间隐性知识转化原理一样。群体功能的确定通过处于群体中的个体的功能域值交集实现。存在功能域值交集，群体才会有共同功能目标。群体的功能域值需要文化的支撑。每一个主体对同一种功能体现不同的域值，文化差异越大的主体间，功能域值差异越大。多主体的功能确定，在于显性化并扩大功能域值的交集。即使差异再大，多主体在功能域值上也存在交集，这是多主体谋求同一种功能实现的基础。功能确定是多主体隐性知识深化的前提，多主体的功能越确定，实现功能的隐性知识就越丰富和有效。群体的显性知识比个体的显性知识具有更广泛的传播性。

　　自波兰尼提出隐性知识概念以来，隐性知识的转化就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在特定的情况下，隐性知识转化成为知识创新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