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四年前，当大多数国人尚不知知识产权为何物时，中国人民大学开风气之先，将知识产权列为硕士研究方向之一。二十四年后，知识产权专业成为各大学法学院最热门的专业，学子们趋之若鹜。

　　现为中国人民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主任的刘春田教授，作为文革后第一批学习和研究知识产权的学者，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亲历了知识产权这项舶来品在中国发展的历程。

　　文革后刚恢复高考不久的一九七八年，插过队、当过学徒的刘春田考上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后师从中国著名民法学家佟柔教授，学习民商法，毕业后留校任教。刘春田回忆说，一九七九年，中国成立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知识产权起草机构。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人民大学于一九八五年首次在本科生中开设知识产权法选修课，刘春田为任课老师。这是国内首次在本科生中开知识产权课程。

　　一九八六年，担任人大法律系副主任的刘春田接到一个任务，筹建知识产权研究中心。刘春田说，当时的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鲍格胥总干事曾给原中国教育委员会副主任黄辛白写信，建议中国为了改革开放发展的需求，成立一个正规的机构从事知识产权研究和教育。国家教委采纳了这一建议，决定由人民大学组建研究中心。

　　翌年首次招生时，开始并没有受到关注。法律系也有相当多老师怀疑是否有必要设立这个中心。刘春田预见到中国将不可避免地融入世界知识产权机制之中，他大力支持中心成立。刘春田在《光明日报》上发布了一条小消息，仅半个月，七百人报名，全部是已获得理工农医学士学位的毕业生，经严格考试，从中选择了四十五名。从此，知识产权的学科地位算是确立下来。

　　二十四年间，作为中国知识产权教育的代表和缩影，中国人民大学形成了结构完整的知识产权人才培养体系，包括第二学士学位、硕士、博士以及博士后研究，毕业生超过一千二百人，刘春田功不可没。早期的毕业生大部分进入立法、司法、研究、教育机构，不少人成了高级法官，教授。而在近些年，从事知识产权实务的毕业生越来越多，有的还成了名律师。这些毕业生大多收入不菲，有人年薪可达数十万元。

　　知识产权制度是发达国家主导的、已形成既成事实的游戏规则，在所谓知识经济时代，它保证了创造知识的人获得应有的收益，有利于社会进步。然而，作为学者的刘春田，出于富有人文色彩的学者特质，对此却有更多的思索。

　　刘春田认为，知识产权是一把双刃剑。它在促进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的同时，也在以有史以来最快的速度，最大的幅度加剧着贫富悬殊，知识产权制度有其弊端。

　　从事知识产权研究二十年的刘春田认为，中国是知识产权的低洼地带，面对发达国家施加的层层压力，中国需要在维护国家利益和融入国际社会二者之间掌握平衡，而这分寸的拿捏，需要极大的智慧和胆识，中国的国情不可忽略，中国的知识产权对策一定要量体裁衣。

　　刘春田反对不顾中国国情一味向国际看齐的做法。不过，他也表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是个负责任的民族，一旦发展起来后，不会不讲道理。这正如毛泽东曾说，中国人应当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