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良好公司治理中国企业启动新课

缪舢 李元友　

公司治理对中国企业来说是一个相对比较新的概念，同时也涵盖大量经济现象。中国企业现在开始意识到良好的公司治理所带来的积极效果，但也面临不少挑战和问题。在一个有较多行政干预的国有公司中怎样实现透明化和责任明晰？在定义中国公司治理标准时应该考虑哪些市场因素？监管部门所寻求的公司治理模式是什么？日前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中国企业高峰会对此举行专场会议，对建立良好的中国公司治理进行了深入探讨，因为无论是主办者还是受邀演讲嘉宾或是中外企业家，共同探讨公司治理对中国企业的意义在于最终建立起一个透明、责任明晰、公平、公正的现代企业制度。

公司治理始终伴随公司成长

有人认为公司治理结构是大公司才可能出现的问题，亚信科（中国）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丁健却表示不敢苟同，他说对于早期创业的公司和成长性的小公司来讲，公司治理结构更为重要，股东与股东之间的关系、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关系等等往往是一个公司一开始最容易出现的问题。

从管理层来讲，对公司的经营战略希望由自己说了算，但前提是不能越过公司治理结构强行推行所谓正确的公司战略。丁健说，股东对于企业经营、投资战略等或许懂得不多，但是作为ＣＥＯ或管理层没有别的办法，只有靠说服董事会和股东争取大家支持。他告诫说，“在公司经营上抄近路，违反公司治理结构的准则，第一会把很多股东对你的信任丧失掉，第二会把问题复杂到另外一个性质，使经营战略问题变成法律问题。”

丁健还认为，中国发展和保护民营企业，鼓励高科技企业创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怎么更快地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方面的法律法规，特别是具有一支这方面专业素质的执法机构和队伍。他深有感慨地说，“在中国缺少一个详细完善的公司治理法规，遇到矛盾的时候，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最后辛辛苦苦创建的公司在争执中灰飞烟灭，这是非常可惜的。”

对此，Ａｌｆｒｅｄｏ Ｐａｓｔｏｒ（中国中欧管理学院院长）颇有同感，尽管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准则，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但根据经验，公有化企业的改革往往是以私有化结束的。私有化通常会带来巨额资金流动，有些人能够从中赚取很多钱，但获取高回报是要付出代价的，比如在收购了一家国有企业后，往往发现需要对企业进行改革、改组，需要解雇很多员工，如果所在国家社会不平等现象严重、收入差距悬殊，推行私有化就会显得困难重重，此时公司治理的作用尤为重要，其中通过制定和完善法规解决矛盾稳步推进。比如通过制定法规来保护员工的雇佣，规定企业最多只能解雇多少员工，实施具体的新的会计准则。

媒体对公司治理运作起监督作用

《财经》杂志主编胡舒立认为，在改进公司治理结构、维护股东权益的过程中，新闻媒体可以而且应该发挥更加重大的作用。因为证券市场的最高原则就是公开、公正、公平，其中公开性是居于首要地位的。中国证券市场透明度比较低，上市公司和投资人特别是和公众投资人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同时，维护市场公正的法制环境在中国还没有形成，特别是公众投资人能够自觉地利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益的条件比较缺乏。而且现在的监管环境很不完善，监管水平有待提高。她强调，实践表明，公正的媒体和有效的舆论制衡，对于在中国建立有秩序的健康的市场经济、逐步发展起一个比较完善干净的资本市场是非常重要的。

胡舒立同时表示，媒体在推进中国公司治理结构改进、发挥监督作用的过程中，需要一个比较好的外部环境。她认为国内的环境和国外，包括与香港同行相比仍有一些不尽人意之处。媒体作为独立的舆论力量、作为公众代言人和社会良心的守护者，在采访中获得社会的认同、理解和支持是很不够的，很多人出于各种原因不能理解中国新闻媒体的独立追求。“说真话，告诉公众真相，维护公众知情权，这是社会给媒体的分工，不应该有争议。我们发表了一篇短评，重申了媒体对于上市公司是有权利监督和报道的。”胡舒立期待社会能够充分认可和珍惜媒体的作为，为他们履行监督职能创造更加良好的条件。她说，从媒体的角度看，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的一个标志就是能否坦荡的对待媒体，对媒体有没有坦荡的信息公开实际上也是一个检测标准。

对于媒体在推进市场经济进程和完善制度建设的重要作用，香港摩根斯坦利亚洲有限公司执行董事谢国忠的看法与胡舒立一致。他从安然事件说起，安然的问题是由记者先把消息传出来的，随后股价迅速下滑，美国的媒体纷纷报道安然丑闻和最新进展。在安然公司破产以后，媒体对现行制度进行质疑，认为应该在制度上进行改革，媒体也给了美国议会很大压力。他指出，“在市场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压力和步骤都是由媒体来推动的，这也说明了媒体有多么重要。”随后他谈到中国市场时认为，媒体可以推动制度改革，比如因为有人造假账使投资者损失惨重，造假者只是被罚了点钱，但劫匪抢了几千块钱却受到２０年有期徒刑的惩罚，媒体的责任应该指出这种不公平，对白领犯罪和一般犯罪得到相同的法律处理，从而推动制度建设。

提升整个社会对公司治理概念的认同

胡舒立提到最近希望工程的问题引起了社会关注，一些境内外媒体的说法和希望工程自身的说法不一致，她认为归根结底是治理结构的问题，虽然对公司治理结构的讨论始于上市公司，但对于非营利性的基金和组织都有这样的问题，到底有没有一个完善的结构，有没有一个透明的机制？希望工程这样的慈善机构，钱是公众给的，接受者是失学儿童，失学儿童是所有者，更应该有透明的机制。

丁健认为在中国建立良好治理结构的困难与中国文化先天劣势有关，不像西方是契约文化。中国人注重的是面子、人情，同学、亲戚或朋友几个人创业的时候，彼此都不愿意谈很多钱的问题。等到成功后，潜藏的危机就慢慢引发出来。因此，他认为从文化上讲，不应当把公司治理看成是约束而加以排斥。

谢国忠则强调在中国建立公司治理结构的关键在于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中国人长期形成的观念是社会是有级别的，做官的在企业人员之上，官员和企业人员之间不平等的现象对整个市场经济的发展起了很大的阻碍作用。不少政府官员腐败并不是因为他们要去腐败，而是很多企业千方百计找到政府官员，通过他们把市场中其他竞争者赶走，给企业稳定的利益。他预言政府、企业和市场的关系在中国进入ＷＴＯ以后会出现很大的变化。 

本文原载于《中国企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