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伴随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软件业也取得了长足发展。据中国软件行业协会的调查显示，2004年中国软件产业销售额可望突破2100亿元，相较去年同比增长了31.3%，其中软件产品将达1008亿元，软件服务与系统集成收入将达1092亿元。即使如此，我们也看到，中国软件产业的发展依然不能适应国家信息化快速发展的要求，产业总额仅占国民经济总量的1.07％，与发达国家平均6％的水平相差甚远。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目前国产软件在中国软件市场中所占的份额依然很低，仅约为35％。由于基础技术、核心技术，以及自主知识产权软件产品的缺乏，不仅使得大量的利润被国外企业所占有，影响着中国软件产业的积累与再循环能力，而且还严重威胁着国家的战略安全。更惶论那些——软件“大盘”虚热，非软件因素参与托市；软件市场规模绝对值小；软件公司利润率低；软件从业者劳动生产率低；软件客户应用失败率高、软件国际化程度差强人意……等等问题。如何摆脱这些困境正是现在关心中国软件进步的人们急待思考的命题。

一个普遍的共识是—— 企业级应用软件和应用软件平台（中间件）将是中国软件产业的新机会。然而二十多年来中国软件企业的群体努力却收效甚微。IBM、BEA、Microsoft、Oracle等这样的公司撅走了中国软件市场的巨额利润，而几乎所有的中国软件公司却依然处在彷徨之途。据赛迪集团调查数据显示，2003年“中国国内大部分软件企业平均利润率接近于零”，与先进国家软件企业平均20％左右的高利润相差甚远。

作为国家战略性的产业之一，尤其是用于电信、金融、电子政务等关键行业管理的企业级软件不仅关系到国家的竞争力，而且与国家战略安全息息相关。中国政府对此问题高度重视。《振兴软件产业行动纲要》及“振兴软件产业行动”都传达出政府的这种努力。

在过去的20多年中，美国作为当今世界最发达软件应用的代名词，一直是中国学习的楷模。中国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对“美国模式 ”复制的努力。源自美国并兴于美国的软件发展已约有半个世纪。作为非常有代表性的国家，我们认为，通过重点研究美国软件的这段历史，探询它的发展规律，并以此指导中国软件产业的发展将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不仅要研究软件美国一般性的软件产业成功规律，还要研究企业级软件市场的成功规律，更要重点研究企业级软件在中国的特殊性。只有充分地了解了软件美国的成功因素，并结合中国的特殊性，才能够寻找到中国这一产业发展的特殊规律，并创造与之相适应的成功模式。

软件产业的发展不能脱离它所依存的环境。本文通过对中国与美国软件产业发展环境的比较研究，得出结论——中国软件产业发展需要走一条和美国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借助相适应的新软件模式，中国完全可能以“后发的优势”获得超常规、跨越式的发展，进而在全球软件产业格局中赢得特殊的竞争地位。

管理与技术：软件美国的成长环境（1）

那是最好的年月，那是最坏的年月，那是智慧的时代，那是愚蠢的时代，那是信仰的新纪元，那是怀疑的新纪元，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绝望的冬天。

—— 狄更斯

2004年6月，中国与南非萨索尔公司就在中国建设煤变油项目签订了合作意向书，拟在陕西和宁夏建立两座煤变油装置，项目总投资约60亿美元，设计规模为年产600万吨，其中的“煤变油”技术专利转让费达10亿美元。

南非的煤炭储量居世界第五位，石油的蕴藏量却非常稀少。上世纪中叶，南非臭名昭著的种族隔离政策令国际社会对其孤立封锁。在所有的制裁举措中，石油禁运是最厉害的杀着。正因如此，南非高度重视能源转化技术的开发，并在短短5年中，由专门从事煤炭液化研究和生产的单位——萨索尔公司生产的第一批石油制品就开始供应市场。从那时候起，南非开始进入自给能源的新时代。目前，南非应用煤炭液化技术可日产原油15万桶，能满足南非40％的能源需求。

“煤变油”的尝试者众多，南非既非第一个、亦非唯一在此方面不吝投入的国家。但放眼全球，当前仅有南非可利用煤炭液化技术大规模生产石油制品。我们说，一个国家一项产业的发展永远无法回避这个国家这项产业所处的历史与现实产业环境。正是在经济封锁、石油禁运的特定条件下，挑战与危机反而成了南非“煤变油”技术的催化剂，促成了这项技术的产品化与产业化。

在一定的产业环境下，一些产业不仅得以孕育且可以实现超常成长，类似的“奇迹”决不只出现在南非。

不久前，耶路撒冷警用装备博览会上，一种可防止自杀性爆炸袭击的公共汽车备受关注。这种汽车的车门处安置了一个旋转安全门，它能够探测出乘客身上携带的炸弹，并阻止危险分子上车。展会上还展出了其它的安保设备，如可远距离探测爆炸物的激光检测仪，以及通过分析警犬吠声来判断危险系数的警用软件……所有的产品都是以色列公司研发生产的。

建国50多年来，持续不断的国际国内紧张局势使得以色列国家在此领域的政策强烈倾斜。就像矛与盾的关系一样，矛之逾锋，盾之逾坚。与邻国的持续不断的政治动乱与纷争、国家强有力的政策与资金支持、国际不断升级的恐怖疑云，都给以色列的安防产业提供了可持续的发展动力与发展空间。目前，以色列的电子安全和物理安全解决方案在世界上堪称一流。全世界都可以看到它的安全解决方案，而且来自以色列的安全顾问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国外政府、公司总裁、安全组织、国家银行、公共管道、电力电气安装、计算机公司等都已无所不在。

再看看印度，这个以重点发展软件代工外包为主的国家在软件方面所创造的价值远远超过他们的中国同行。印度三个最大的IT公司的市场总值达到了400亿美金，超过了中国前100个IT公司的价值总和。

印度国内缺乏庞大的来自政府、通讯、金融、制造等关键行业的信息化软件内需。它们充分发挥自己在殖民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普遍的英语语言应用优势，面向欧美市场，凭借相对便宜的软件人力资源，代工欧美软件大客户的外包业务，形成极具成本优势的出口型软件外包产业，并获得了较高的产业利润。

特定的语言与成本优势让印度有了发展软件外包业务的机会；同时缘自本国软件应用内需的缺乏也让它不得不以出口为重点业务发展。这是由印度的历史与现实合力所形成的。

无论是南非的能源转化产业、以色列的安全防卫产业，还是印度的软件外包产业，它们都是在充分结合本土的历史背景和现实环境的基础上取得的。将自己国家中不利的因素向有利的方向转移，化被动为主动，反倒使得它们在特定的领域形成了独特的领先产业优势。

管理与技术：软件美国的成长环境（2）

软件产业的兴盛是未来国家间竞争的核心能力之一。一直以来，美国的软件发展模式都被软件界奉为圭臬。美国模式更是被写入教科书，成为软件从业者学习的经典。美国模式之所以如此受推崇，在于其对世界软件产业先锋性的开拓和引导作用。

美国独立软件业始于20世纪50年代。半个世纪以来，这个行业在美国树立了无数座里程碑，从第一个雇佣了全美60％程序员的“巨程序”到第一个百万美元的软件产品，再到Oracle这样的巨擘诞生……可以看出，美国软件产业以螺旋式的轨迹快速上升。在这个过程中，软件美国以渐进的方式，通过商业与技术的联袂，在一个极具美国特点的产业环境下成长起来了。

首先，成熟的商业环境孕育了美国企业普遍较高水平的管理水平。

西方的现代商业文化产生于希腊、罗马的城邦制商业经济，以契约与法制为前提，商业的独立与私有财产受到保护。大工业革命更形成今天西方成熟商业环境的基础，造就了一批成熟的现代企业，它们拥有成熟的管理者、先进的管理工具，以及完善的管理理论。尤其以美国为代表，商业文化历史悠久，市场环境成熟，企业市场化程度高，竞争有序。

二战后的美国，新商业英雄时代来临了！企业巨子倍出、管理理论与经营实践跨步发展，美国企业组织对内要精细作业，对外要全球化的谋求使得无论是从人力资源规划到工厂管理、从后勤到库存管理……，对组织内部更规范、更先进的管理需求一直在不断膨胀。

统计信息显示，ERP、CRM等企业应用软件的实施，有30%的挑战来自技术层面，而剩余的70%则来自管理。可以说，成熟的商业环境孕育了美国企业普遍较高水平的管理起点，这为企业级软件的兴起奠定了结实的应用基础，使得在50年代后开始兴起的商业套装软件在与企业业务结合的过程中如鱼得水。

其次，先行者美国的企业IT应用环境事实上是从低技术起点开始的。

最初，在推动软件产业发展时，美国政府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于1949年开始的SAGE防空项目，雇佣了当时全国仅有的1200名软件工程师中的700人，编写代码超过100万行，总开支达80亿美元。类似这些项目成为美国的“程序员大学”,并使得美国成为当时世界软件业的主角。

现在看来，早期先行的美国在技术的应用上事实上是从低起点开始的。这与当时的技术发展水平是相关的。20世纪50年代后的半个世纪中，软件语言不断演变，主体上经历了从最初的机器语言，汇编语言，高级语言到面向对象语言（以Java等为代表）四代的变迁。企业软件应用体系也不断变迁——从早期的主机、单机应用程序，到20世纪90年代早期向客户机/服务器计算模式转移，后来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互联网及它代表的电子商务的出现了，并迫使企业将软件应用技术体系进一步向多层分布式系统的网络环境迁徙。

软件的处理能力主要取决于硬件的发展。现在的计算资源越来越便宜，一个企业级软件的应用部署不完全再被硬件资源严格约束。而事实上，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的企业应用，软件工程师们却不得不重视一个问题——如何在当时昂贵的、有限的计算资源下，开发出更有效率的满足部门级的企业应用来？

软件语言、应用体系，以及硬件资源的历史局限性决定了当时的美国企业级软件发展必须要面对现在看来很低的技术起点。基于此，在后期长时间的应用演变中，逐渐形成了很多现在还存在的IT“遗产系统”。

管理与技术：软件美国的成长环境（3）

再次，组织、管理与技术的联袂让美国企业应用的演变以渐进式方式变革。

变迁中的美国技术应用环境决定了美国企业的软件应用也在不断变迁。大约上世纪80年代末，美国实现了企业信息化的第一阶段，即信息基础建设。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企业级软件从主机、单机应用程序向客户机/服务器计算转移。此时，美国企业信息化进入第二阶段，即借助信息技术开始对业务流程、管理结构进行调整（BPR），到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N层分布式系统的出现对传统的客户机/服务器模式造成了压力。企业信息化由此进入第三阶段，即把业务流程、管理结构和信息技术三者结合起来，衍生出了CRM、ERP和数据仓库等新的管理理念和系统概念，并进一步通过企业应用集成（EAI）等手段对业务、管理和信息系统进行融合优化。目前美国企业应用正处于第三阶段。

每一代的变迁都是在前代基础上的发展和飞跃，每一次的飞跃都显著地提高了企业应用的效率、促进了软件业并进而促进了社会多方面的发展。

最后，企业应用的大量遗产系统作为历史包袱客观存在，挥之不却。

在长达半个世纪的企业应用实施过程中，软件美国花费了巨大的社会与经济资源。据统计，从上世纪60年代至1995年，整个美国信息化建设上的投入累计已超过1万多亿美元。仅仅在美国政府领域，现今每年的开支还达到1200多亿美元。

每一次技术的演进中，美国企业都会在不同的操作系统、以及支持软件运行的客户端设备上大量投资。不断地新购软件包、不断地按传统方法开发应用、不断地将支持后台功能的业务逻辑进行编码……，技术的演进让更早些的投资都变成了“遗产”。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随着这些企业应用软件或者解决方案的日渐多样。管理这些遗产系统就变得更加困难。

可以说，遗产系统作为软件美国的一个历史产物而客观存在，在部署面向未来的更好的企业应用时，它们变成了历史的包袱，挥之不却。

距今为止长达半个世纪的软件史是美国的，但同时也是世界的。当我们将观察的视角投向企业级软件的苍茫历史中，以开放的姿态迎接任何先进的模式时，对它们的研究与学习，都不可忽略其背后所承载的历史与现实的影响因素。软件美国成长的过程事实上是依附于美国不断变迁的产业环境的。那些普遍较高水平的企业基础管理、不断迁徙的软件应用技术架构，一代又一代演变的软件语言、以及历史的IT“遗产”……，都像一道道绕不过去的“坎”，在软件美国前行的时候，时刻都在左右着这个国家的进程！

刘亚东 刘亚东现任普元软件公司董事长兼CEO，是亚信公司创始人之一，并曾任亚信首席运营官。刘亚东于1982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拥有美国马里兰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作为杰出的行业远见与企业领导者，刘亚东在中国国家信息战略研究、中美软件市场对比研究，以及中国软件产业进步等方面著述良多。

信息来源:IT社区